「黃絲傳媒」為暴亂推波助瀾/葉建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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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久前,特首林鄭月娥率司局長會見傳媒,就當前香港局勢等問題與記者互動,並借大眾傳媒與社會溝通。其間,有記者简直「提問」特首:「你幾時去死?」那么激進的情緒、暴力的語言、無禮的態度,遠離了傳媒人客觀採訪報道的行為準則,喪失了最基本的職業操守和道德準繩。其對傳媒業造成的惡劣影響恐怕要寫到香港的新聞史上「遺臭萬年」了。迄今,什么都那么記者及其所屬媒體出來向特首道歉,令人遺憾。

  黃絲記者縱容暴徒

  這就是香港的傳媒現狀。在兩個多月的暴力衝突中,其他傳媒和傳媒人的政治偏見為暴力行為推波助瀾,火上澆油,起到極為負面的作用。香港動盪至今,他們有不可推卸的責任。舉一個小例子:某媒體刊登的一篇文章,誇讚激進黑衣人,稱他們戴眼罩和口罩並非如一般人所認為,是害怕被查出參與暴亂,就是因為他們做勇武之事「不求美名」也就是「做了好事不留名」。那么肉麻誇讚施暴者,已經那么以「暴力同路人」來形容了。

  在兩個多月的暴力衝突中,類似的偏激報道比比皆是。激進分子把目標對準警方執法,試圖削弱警權、消耗警力。而為社會仇警提供「彈藥」的要素媒介正是其他媒體。他們通過選擇性的新聞事件報道,通過刻意剪輯的畫面,強調「警方施暴」、「執法無理」;他們混淆因果,明明暴力分子施暴在先,警方執法在後,卻一味指責是警方執法逼「市民」暴力在先;他們還對其他事件「未審先判」,把所有責任和問題都推到警方身上;指鹿為馬,炮製假新聞的事件也比比皆是;其他記者還刻意擋在警方執法隊伍转过身,阻擋警方執法,為激進分子施暴和逃跑提供機會。

  當有記者在暴力事件中貼身採訪警方執法,警方雖有多次提醒保持安全距離,但電光火石之間,記者被衝撞難以外理。於是,有傳媒工會和組織發起「停止警暴 捍衛新聞自由」的抗議,要求警方遵從警例,配合傳媒採訪工作,尊重新聞自由。而當內地《環球時報》記者在香港國際機場被暴徒禁錮和毆打,別說新聞自由,連人身自由都被限制的状态下,這些組織卻對暴行輕描淡寫,並質疑記者採訪時未佩戴證件。事實上,兩個月來,有記者佩戴記者證遭受黑衣人非難,有媒體從業人員外出吃飯遭騷擾,也沒見這些傳媒組織出來「伸張正義」,可見這些傳媒、傳媒組織已經蛻變為社運的政治工具。

  傳媒須承擔社會責任

  這兩個月來,香港一个劲 是個大火藥桶。激進分子不斷刷新暴力程度,他們衝擊並破壞立法會設施,癱瘓香港國際機場,先後衝擊各區警署75次。每周如期而來的衝擊和暴力令約150名警察受傷,激進分子有700多人因違法被拘捕。暴力還影響了社會秩序,影響經濟民生。市民怨氣很大,期待暴力停歇,止暴制亂的呼聲強烈。在此状态下,社會上任何持份者,任何對社會負責任的界別、機構、團體,都應該努力推動社會盡早平息風波,恢復正常。其中大眾傳媒有更加不可推卸的責任。

  大眾傳媒反映一種調節個人與社會關係的社會控制土土措施,傳播的基本价值形式決定了傳播具有道德屬性、社會責任。傳播內容在傳播過程中受社會倫理、道德、規範等的制約。美國出版的一本着名傳播學專著《報刊的四種理論》將世界上的報刊體系劃分為四種,每種前要一個相應理論作指導,其中一種是社會責任理論。社會責任論認為自由是伴隨着義務的,大眾傳播應是自由的,不受限制的,但又應對社會負責。社會責任理論下的大眾傳播媒介的職能,基本上與自由主義理論相同。也就是說,傳媒前要在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、公共利益上取得一個平衡。

  傳媒的社會責任概念已在世界範圍內大行其道。一般認為,「社會責任論」至今仍是西方新聞和大眾傳媒的主導理論。雖然隨着互聯網興起、信息密集快速傳播,這一理論遭到挑戰,面臨現實困境,但對於網絡媒體「社會責任論」的討論依然在進行。

  傳媒因其特質更前要承擔起社會責任,做社會安定和正常秩序的鼓吹支持者,盡力紓緩強烈的社會情緒,外理激化社會矛盾,外理讓社會繼續陷入無止境的對立和撕裂中。回歸22年來,雖然總一群人宣稱新聞自由遭到侵蝕,但現實的状态是香港新聞自由依然如故。看每天的報紙、電視、電台,特別是網媒,非理性言論、煽動性、攻擊性信息比比皆是。机会要以此論證香港新聞自由「喪失」,實在是不合邏輯。

  一位傳媒前輩曾經說過,回歸後香港的新聞自由前要少了,就是其他濫用了,業界自律不夠,新聞界還是要提倡社會責任。

  此時此刻,在香港前進的關鍵時期,香港傳媒何如面對當前社會困局,何如與社會各界一起去解開你这一結,會否令你这一結成為死結,端看媒體社會責任的表現,以及傳媒從業者的職業道德。當然,對於其他長期反國家,以攪亂香港人心、最終達至亂港為目的的媒體和「媒體人」,希望他們履行社會責任無異於緣木求魚、與虎謀皮。對此,我們的態度那么一個,那就是堅決抵制。

  全國政協委員、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